《财经研究》2024年第1期文章速览
财经研究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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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学者更快地获知刊文信息、更好地适应读者阅读习惯，《财经研究》特别推出“文章速览”，基于关键词整理和归纳刊文的核心观点，并图文并茂的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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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经济高质量发展
罗良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张郑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在人工智能时代，提升产业智能化水平并完善产业智能化空间关联网络，对于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发展，以及利用一体化空间网络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城市的产业智能化空间关联强度不断提高，而大部分城市位于网络边缘位置，主要依靠城市群或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产业智能化产生辐射带动作用。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是产业智能化的核心影响因素，有利于加强城市间的产业智能化合作。其中，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推动外围城市、高产业智能化城市形成紧密的产业智能化空间关联，而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的驱动作用有限。为了更好地推动产业智能化空间协调发展，一是要充分发挥产业智能化水平较高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提升产业智能化的空间关联强度。政府要厘清城市在产业智能化空间关联网络中所处的地位，以网络中心城市来引领网络边缘城市的产业智能化发展，在空间上促成城市间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二是要把握人工智能科技革命机遇，提高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完善政府引导基金制度，引导社会资金流入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缓解企业智能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融资约束。同时，加快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各城市关键创新节点间的多级联动，突破技术创新瓶颈。三是要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推进产业高级化发展。政府要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产业发展基础雄厚的地区，建设国家智能产业示范基地和产业链基地。同时，合理布局具有较强区域辐射能力的智能产业集群，促进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发展。四是要加强经贸合作，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智能领域国际通行准则制定，打破智能技术应用壁垒。此外，加快探索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开放平台合作机制，推进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跨境物流领域的应用，打造智能化的创新型贸易发展方式。
陈明生（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郑玉璐（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姚 笛（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机器换人”现象愈演愈烈，工业机器人应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地区比较优势的变化，在重塑地区经济发展格局过程中起到愈加重要的作用。工业机器人应用整体上会显著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但从阶段变化来看，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呈现出第一阶段缩小、第二阶段扩大的变化趋势。工业机器人应用虽然会通过增强技术比较优势而扩大地区经济差距，但是通过削弱劳动力、资本比较优势，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作用更加明显，同时生产率比较优势的作用在现阶段无法有效发挥。在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较高、配套基础设施条件较为完善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作用尤为突出。为了更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首先要加快机器人普及应用，促进地区经济转型升级，但也要警惕机器人应用带来地区比较优势转换后可能会扩大地区经济差距。其次，各地区在推广工业机器人应用的过程中，要缓解地区由劳动力和资本比较优势向技术比较优势转换时带来的冲击，在引进工业机器人技术时要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平稳地推进工业机器人技术普及。企业要进行产业智能转型升级，使员工掌握应用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在通过应用工业机器人增强技术比较优势的同时，也要防止劳动力和资本比较优势快速下降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尽量实现产业智能转型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动态平衡。最后，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考虑当地的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配套基础设施条件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做到精准施策。
数字政府建设能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于文超（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王 丹（广西大学经济学院）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中塑造中国经济新优势的关键路径。持续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要目标之一。从市场微观结构看，企业非生产性支出是一类典型且普遍存在的交易成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完善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成为配置关键要素资源和塑造地区营商环境的重要力量。伴随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政府建设正成为政府转变职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引擎。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会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增强政府内部信息的可获得性和透明度，促进政务信息在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共享，降低政企互动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因此，数字政府建设不仅是创新政府治理理念的内在要求，更是夯实经济发展效率的重要依托。为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市场运行效率，首先要推动数字政府建设，提升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积极将数字技术融入到政府履职和政务运行过程，为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有效抑制企业非生产性活动，提高市场运行效率，降低经济活动中的市场交易成本，进而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国内大循环发展格局的形成。其次，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要关注几类特殊企业的营商环境问题，既要为不同产权背景的企业提供公平监管环境和标准规范的政务服务，促进各类微观市场主体的蓬勃成长，也要避免政府对管制行业的不必要干预和低效率监管，减少身处管制行业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身处数字化转型“阵痛期”的企业需要大量资源投入，面临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和较大的经营风险，政府部门更要为这类企业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和高效的政务服务，减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后顾之忧”。另外，要进一步协调推进不同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补齐部分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短板”，弥合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为更好发挥数字政府建设的积极经济效应提供支撑。再次，各地区要高度重视因政务服务效能欠佳而引发的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在数字政府建设实践中，要重视运用数字技术构建新型政府监管机制，打造高效的政务服务平台和体系，着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推动政府监管机制创新、政务服务平台构建与数字政府建设的协同，进而为节约企业生产性资源、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有力保障。最后，地方政府要进一步挖掘数字政府建设在稳定市场主体政策预期中的积极效应。一方面，各地应以数字政府建设为契机，加强对经济社会运行大数据的整合和分析，提升经济政策调整和实施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政策信息解读和互动应作为当前阶段数字政府建设的重点内容，政府需要利用数字化平台加强政策解读，准确掌握政策实施效果和市场运行状况。
TOPIC
金融高质量发展
胡文涛（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戴淑庚（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全方位金融开放格局既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结构性驱动作用，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的积极作用尤其明显。在国家层面，应进行顶层设计与全方位规划，在采取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策略、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坚持宏观统筹的原则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开放，提高金融开放质量和效率。在地区层面，应在国家总体金融开放战略框架内积极推进金融一体化，努力破除阻碍区域金融开放度扩大的制度、法规约束及文化障碍，充分引导外部资金到实体经济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此外，要积极主动扩大开放领域，更大力度、更大范围地促进跨境资本流动，逐步解除国际资本投资权益类和债权类证券的限制，吸引更多国际资本进入国内经济大循环，提升外部金融资源参与共建中国金融市场力度，从而强化金融资源利用效率和增强国内市场活力。还要增强外资进入灵活性，降低金融机构外资进入门槛，加快推动外资金融机构经营本土化，以外部力量促进现有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金融体制改革。高水平金融开放不单是“引进来”，更意味着“走出去”。国内金融机构可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吸引力与金融开放红利，把金融服务推向全球，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金融开放驱动效应的全面发挥还离不开金融监管。监管部门应在全局统一的前提下健全金融监管体制，实施具有持续性、协调性的监管政策。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贯彻激励相容监管原则，注重过程监管，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增强监管信息传递，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即时性，在防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提升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从而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方金融监管改革与实体企业回归本源——基于地方金融“办升局”的准自然实验
王 蕾（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陈 靖（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何 婧（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长期以来，地方金融监管真空引致众多实体企业逐利而至，地方成为各类金融乱象的重灾区。地方金融监管改革后，地方金融监管明显升级。一是监管职责由模糊走向清晰，压实了地方金融组织的监管及风险防范处置责任。二是监管强度由宽松转向严苛，增强了地方金融组织的监管遵从度。三是监管规范性由薄弱扩至全面，促进了地方金融组织合规经营。地方金融监管改革会显著促进实体企业“脱虚”去金融化，主要挤出出于“逐利性动机”参与的金融活动，这是通过阻隔影子银行逐利渠道和民间金融投资渠道实现的。同时，地方金融监管改革能够显著推动实体企业“脱虚”后“向实”，增加主业投资，提升主业业绩。为更好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要加快颁布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制定地方金融监管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出台更具针对性的地方金融组织监管规范性文件，以强化地方金融监管局的监管职责、监管强度和监管规范性。二是要进一步强化地方金融综合监管，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严格规范地方金融组织经营、民间投融资活动和产融结合行为，围堵实体企业金融化投资渠道，促使实体经济回归本源。三是要注重优化制度环境，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约束，以弱化财政金融化问题，并进一步提高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辐射能力，多措并举促使实体企业回归本源。
金祥义（兰州大学经济学院）
张文菲（兰州大学经济学院）
绿色金融是推动企业污染治理能力提升的有效方式。绿色金融发展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清洁能源利用、污染处理设备投资等，从企业生产前端管控和生产末端治理两方面实现污染减排。为了更好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一是要鼓励银行部门加强绿色金融的融资纾困作用，促进企业提高绿色技术创新和污染治理能力。绿色金融发展为企业寻求外部融资提供了一条兼顾发展和环保的途径，成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缓解融资约束的有效途径。绿色金融发展可以有效疏导信贷资源向低碳环保领域转移，推动产业结构朝低碳方向发展。同时，绿色金融还能凭借绿色信贷制度安排，通过多元化、高水平、深层次的绿色信贷服务，引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实现企业生产前端的污染管控。政府部门应利用绿色信贷资源在不同行业的差异分配，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和污染治理能力提升。二是要大力推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发挥绿色金融污染减排的周边辐射效应。由于绿色金融发展具有溢出作用，能够带动周边地区实现防污减排。政府部门应鼓励符合标准的地区积极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以试验区为绿色发展中心，大力发挥绿色金融试验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增强绿色金融污染减排作用的溢出效果。三是要精确区分不同企业的排污强度，利用绿色金融“对症下药”，实现污染治理作用。政府部门可以建立绿色信贷扶持的动态追踪系统，对不同污染排放强度的行业实现融资的差异分配，设立行业内部的污染强度分类机制，并持续动态调整绿色信贷资源在不同排污强度企业中的占比份额，利用绿色金融发展在污染减排方面“对症下药”的效果，推动全行业、多维度、广覆盖的污染追踪治理，助力我国企业向环境友好型的方向发展。
张 洋（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穆 博（墨尔本大学商业与经济学院）
穆争社（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是党的二十大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的重要工作部署。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县域农商银行在推进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深入，县域农商银行与数字普惠金融机构的关系由竞争、合作向竞合动态演变。竞争主导阶段主要是在数字普惠金融机构进入县域金融市场的初期。数字普惠金融机构抢夺县域农商银行的市场份额，使县域农商银行的优势地位受到冲击。但在竞争中，数字普惠金融机构产生技术溢出，促使县域农商银行创新服务模式、下沉市场。竞争激励对县域农商银行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市场份额被挤出的不利影响。在合作主导阶段，县域农商银行与数字普惠金融机构在客源、资金和技术等方面开展合作。数字鸿沟为县域农商银行线下网点发挥关键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且县域农商银行在当地客源、资金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数字普惠金融机构则拥有大数据优势。县域农商银行与数字普惠金融机构通过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有力促进县域农商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县域农商银行扩大经营规模、提升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但也引致风险防控难的新问题。竞合主导阶段将成为县域农商银行与数字普惠金融机构关系的未来趋势。随着数字鸿沟的逐渐消除，数字普惠金融机构将率先打破合作格局，形成竞合关系。数字普惠金融机构在科技和客户资源上占据双重优势后，将演化为由其主导的更高层次的合作主导阶段。县域农商银行“毛细血管式”网点成为数字普惠金融机构的末梢服务代理商。为了推动县域农商银行发展，首先要加强与数字普惠金融机构的合作，增强数字技术红利。县域农商银行应依托数字普惠金融机构的交易场景、大数据技术等优势来优化服务方式，增强在县域金融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合作过程中还应发挥后发优势，主动向数字普惠金融机构学习先进技术，以技术合作赋能自主研发创新，提升发展质量。其次，要利用省联社“大平台”优势，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县域农商银行应借势省联社提供的科技平台，降低自身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及服务的研发成本，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积极推动省联社加强“大平台”建设，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充分利用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增强县域农商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能力，提升发展水平。最后，要提升县域客户的数字金融素养，营造良好的数字化发展环境。一是充分发挥网点和便民金融设施在金融知识宣传中的作用，加大金融知识普及力度，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通过放大字体、语音识别等方式提升重点弱势客户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接受度。二是积极推动县级政府将数字金融教育常态化，纳入金融教育示范基地活动，开展公益讲座，提升数字金融教育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亓 浩（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
周月书（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
何立峰（青岛大学商学院）
近年来，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而农村金融是中国金融体系中发展薄弱的板块，推进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在传统金融服务模式下，农村信贷业务风险大、成本高，金融机构在逐利动机下缺乏服务“三农”的积极性，而是将资金大量投向风险更小、成本更低的非农部门。而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一方面能够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手段提升数据挖掘和信息处理能力，实现对“三农”客户的多维“画像”，从而进行更加精准的信用评级与贷款监督预警；另一方面，能够改变过去以物理网点、人力投入为核心的服务模式，金融机构依托线上系统和大数据平台开展信贷服务，降低贷款服务成本。因此，数字化转型能显著降低金融机构从事涉农贷款业务的信用风险和服务成本，提升其从事涉农贷款业务的边际利润，进而促使其改善农村金融服务质效。数字经济时代，数据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而农业农村领域数据开放共享程度较低，产生了“数字鸿沟”“信息孤岛”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应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打破农业农村内部各部门、各组织间的数据壁垒，有效整合农村土地确权、土地流转、农业补贴、税收、保险以及乡村建设项目等数据，在保障隐私安全的情况下加强数据开放共享，为农村金融数字化转型提供良好的支撑条件。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实现农村金融与数字技术的有机融合。鼓励并引导金融机构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自身信息甄别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加强对涉农主体真实偿债能力的评估，积极开展涉农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推进传统农村金融机构业务模式和管理方式的变革，为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TOPIC
创新发展
王亚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王 帅（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孔东民（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在于发挥其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提高创新型企业的信贷资金可得性，并为其创造一个有效率的“试验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了推进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政府积极推动各项金融惠企政策，引导银行机构着力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其中，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通过降低银行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企业贷款交易成本等市场化机制，增强了企业的信贷可得性，从而促进了企业创新。这种促进作用在地方政府干预较弱的地区以及融资约束严重、创新需求较高和处在成长期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并主要体现在“集约边际”而非“广延边际”，即政策实施之前已有专利申请的企业更能抓住契机提升创新产出。此外，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还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效率。为了更好驱动创新发展，有必要结合各地区金融服务产业结构来全面审视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的创新效应，营造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市场环境，政府部门应特别加强对提升企业创新“质量”的制度设计。此外，有必要推广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这一具体的实施模式，加强政府、银行与企业的互动与信息共享以缓解信息不对称，减少企业寻租行为，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协同作用，筛选出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并给予财政支持。政府部门在推进产业政策实施的过程中，还需要特别关注如何激发研发能力和研发基础较弱企业的创新活力，以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
机构纵向持股能否破解中国企业专利创新陷阱——基于产业链治理的视角
丁黎黎（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赵忠超（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王 垒（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产业链企业存在专利创新“量质错配”陷阱，这阻碍了创新要素的沿链扩散与技术整合，导致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以实现有效突破。嵌入产业链的机构纵向持股与企业专利创新质量之间呈现“U形”非线性关系。当持股比例较小时，机构纵向持股通过纵向关联交易和垄断竞争而加强合谋垄断效应，抑制企业专利创新质量；而当持股比例较大时，机构纵向持股通过企业供需优化和委派董事而加强协同治理效应，通过促进专利再配置和专利引用而加强创新扩散效应，提升企业专利创新质量。此外，机构纵向持股的投资组合权重以及产业链上下游非对称持股会影响其治理行为，其中监督型机构纵向持股在企业专利创新治理中发挥主要作用；随着产业链非对称持股程度的加大，来自联结供应商或者分销商的机构纵向持股的治理策略逐渐由“策略均衡”向“主动干预”演变，这有助于提升企业专利创新质量。在制度设计层面，在产业链企业的股权设计中应合理配置不同投资风格的机构纵向持股，充分借助机构纵向持股的知识扩散和资源融通功能，将产业链中领军企业的技术和信息优势整合到企业的创新机制和管理制度中。一方面，产业链创新治理实践中应发挥机构纵向持股的产业资源集成优势，有效吸收机构共同网络中内嵌的战略资源、行业经验和管理知识，提升企业的专利创新质量；另一方面，积极引导机构纵向持股对创新遮掩等利益侵占行为的外部监督和约束，完善企业的契约制度设计和信息披露设计，优化企业内部创新管理制度，提升管理团队的职业能力和企业创新能力。在政府监管层面，地方政府应对机构纵向持股这一新兴持股模式进行积极引导和监管，提升资本市场的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依托机构纵向持股网络来构筑创新联合体，强化“链主”企业在投资组合网络中的信息扩散与技术引领角色，构筑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的重要枢纽。一方面，政府监管部门应对产业链企业的策略性专利创新活动进行有效监管和约束，完善“链主”企业创新治理规范，为资本市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积极发挥纵向机构投资者整合行业资源、管理经验和前沿动态的优势，推进以纵向持股网络为依托的产业链和创新链有效融合，为破解产业链“创新陷阱”提供政策支持。此外，还应建立产业链企业风险预警机制，有效识别企业的策略性与实质性创新行为，规避企业“创新陷阱”所引致的投资风险，引导机构投资者服务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TOPIC
三农问题
强化农地产权有助于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吗？——基于异质农户能力的理论建模与实证检验
刘宣宣（东北财经大学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陈 飞（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牛宏光（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吕 丹（东北财经大学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土地确权有利于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这种效应随农户能力的增强而增大。对于未发生土地调整、以农业为核心产业的村庄以及采用完全机械化生产方式的家庭，强化农地产权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加明显。因此，应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增强农业农村经济活力。一方面，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鼓励高技能、高素质农民走职业化发展道路，提高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最终助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同时，延长农业产业链，拓展农业功能，高效整合利用农村各类资源，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问题。另一方面，发挥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在农业生产中的引领作用，引领农业适度规模化、机械化经营，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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